2006年是长城保护史上很重要的一年——历时多年、由国务院主持制定的《长城保护条例》出台了，文化部颁布实施了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》，加上原有的文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，长城被现代法律体系保障起来——长城保护从此步入法治轨道。
　　我是记者出身，1979年开始报道长城时，觉得这工作很简单——长城不就万里嘛，一到两年就能走完。可到现在退休了，我觉着这个任务还没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开始时我想长城就是一条，从山海关到嘉峪关，体力好就行。接触了专家才知道，长城不止一道，更不止万里。长城不只是秦朝修过，之后好几朝都修过。向罗哲文先生请教后，先生告诉我，长城还没有一本现成的书，他写的一个电影脚本就成了我最早的材料。后来我只好边考察、边看书、边照相，完全改变了以往的采访方式。1980年，我出了中国首本长城画册，其后陆续出过几本画册、图书。后来我就不再写了，因为我对它的了解还是太少，长城是博大精深的，我只能从头研究，结果逐渐成为一个长城学术研究者。
　　1984年，小平同志发出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”的倡议后，人们保护长城的意识空前提高，成立了很多群众性长城研究社团和保护组织；国家文物局领导开展了长城普查工作，出了一批成果和人材；修缮了八达岭、慕田峪等很多地段；1987年，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　　但1990年代后期，国家对长城保护、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了，长城调查不再强调，拨款减少，甚至停止。文物单位也不把长城保护、调研列为重要工作，专家被派做其他工作，一些群众学术团体也逐渐停止活动。这段时期，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到经济上了，很多部门片面地把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理解为“经济增长是硬道理”。为了增长，其他一切都要让步、牺牲。长城首当其冲，在利益驱动下，长城被一些地方视为“摇钱树”、“好概念”，违法开发、重建、利用使它破坏严重；在一些地方，长城被一些部门视为障碍，违法破坏拆毁屡禁不止。法人犯法、有法不依、知法犯法现象常见，尤其是政府法人犯法，破坏性极强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
　　本世纪初，长城保护工作逐渐提上政府议事日程。2004年国家文物局完成了《长城保护、管理和研究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》基础调研。同年《长城保护工程(2005-2014年)总体工作方案》被批准。今年2月，《长城保护工程》启动。
　　《长城保护条例》出台和《长城保护工程》启动，是长城保护的里程碑、转折点。但多年实践表明，长城保护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现在我们站在了一个新起跑线上，但未来还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。
　　一道难题就在面前，说来可笑，长城到底有多长？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涵盖哪些内容？2003年我主持《长城保护、管理和研究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》时就指出，我们对长城“家底不清、概念不明”。1985年遥感调查北京长城测出全长629公里，比1980年人工测的多出446公里；而去年北京市昌平长城调查的结果又比以前多出若干公里。北京尚且如此，全国可想而知。
　　事实上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为“长城是什么？”、“什么是长城？”争论不休。作为全世界体量最大、延续修筑历史最长、由中国多个民族、政治实体相互承继认同的军事工程，长城有着特定的形式和内涵。它的修筑几乎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过程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。它的建筑形式、功能、文化，既有继承性，有从产生到完善至最后作废的发展历程，又呈现出时代、地域、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。现有的定义都不能描述出长城历史发展的过程，包含长城的全部特征。在这次制定条例过程中，还是没能统一结论，只好采用“认定”制度。制度的确定并没解决问题，在“认定”过程中，争论会更加激烈、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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