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在工业革命之前，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约是280ppm，即每100万份空气中含有280份二氧化碳。这个浓度很好——“好”的意思就是“我们觉着挺适应”。由于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可以存住地表的热量，使之不致辐射回太空里去，于是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浓度所设定的“恒温箱”世界里生长。这个浓度决定着14摄氏度的全球平均气温，这个气温又进而决定着我们建造城市的地点、种植并食用的庄稼种类、利用的各种水资源，甚至决定着四季的更替——在纬度较高的地区，季节变换还决定着我们的心理活动周期。

　　一旦我们开始通过燃烧煤、石油和天然气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动力，那个保持在280ppm的数字就开始攀升。20 世纪50 年代晚期初次测量的时候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315ppm。现在的数字是380ppm，并且正在以每年约2ppm的速度增长。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但事实表明，二氧化碳留住了更多的热量，而每平方米的地球表面只要增加几瓦特热量，就足以使全球变暖许多。人类已经让气温升高了0.5摄氏度以上。想要精确预测二氧化碳浓度进一步提高的后果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暖化已经让地球上所有的封冻领域开始消融； 它打乱了季节变换和降雨规律，导致了海平面上升。

　　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，世界都会或多或少地变得更暖，因为地表热量要延迟一段时间才会释放到大气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无法制止全球变暖。我们的任务没那么鼓舞人心：只不过是降低损失、以免局面失控而已。但就连这个任务也并非易事。首先，以前一直没有数据能清楚地指出灾难爆发的临界点，而如今情况日渐明朗了——前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报告表明，450ppm的二氧化碳就是浓度极限，我们应当对它心怀敬畏。科学家认为，如果超过这个极限，人类在未来几个世纪中将面临格陵兰岛和西南极洲冰层融化、海平面大幅上升的困境。450ppm仍只是一个相对精确的推测数值（其中没有计入各种各样含量较少的其他温室气体，如甲烷和氮氧化物），但这个数值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努力避免的一个目标。现在，我们接近这个目标的速度越来越快。如果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以每年2ppm的速度增长，距离极限数值就只有35年时间了。

　　这笔账算起来并不复杂，但它所代表的形势十分紧迫。目前只有欧洲和日本已经开始着手减少碳排放，而它们也未必能完成自己制定的保守减排目标。与此同时，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的美国仍在稳步增排。中国和印度也突然开始制造巨量二氧化碳。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（这才是在当前形势中评判是非功过的唯一明智办法），中国和印度的数字远远小于美国，但它们的人口如此众多，经济发展如此迅猛，使全球减排的前景显得更加渺茫。目前，中国差不多每周都会建起一座新的燃煤火力发电厂，大量二氧化碳从中产生。

　　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，要避免灾难降临，任何对策的基本要点都在于： 发达国家快速、持续、大量地减排，同时向中国、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技术，使之不必通过烧煤来驱动经济发展。但大家心里也清楚问题的困难所在： 这样的快速减排可能吗？发达国家有实现减排、并将技术推而广之的政治诚意吗？

　　“快速减排是否可能？”—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着落在某种单一的新技术上（氢气！乙醇！），指望着能用它消除我们的烦恼。但是，面前的问题如此严峻，需要我们采取多种策略。三年前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公布了对各种备选策略的评估结果，是业内最佳的评估报告之一。斯蒂芬·珀卡勒和罗伯特·索科洛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论文，详细阐述了15种“稳定楔”——也就是能够令形势显著改观、而且所需技术已经到位或显然即将问世的碳排放控制方法。其中有的已经广为人知：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，结构更科学的房屋，风力发电，乙醇等生物燃料。还有一些是较新的、确定性不高的手段，如建造新型燃煤火力发电厂，将碳从废气中分离出来，再“封锁”在地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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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《华夏地理》2007年十月号）